2012年4月26日星期四

知识产权局承认曾批准废皮革提取食用明胶专利

知识产权局承认曾批准废皮革提取食用明胶专利

字号:T|T

转播到腾讯微博
网曝皮革制造食用明胶21年前已获国家专利(图)

点击进入微博

本报讯 据新华网报道,有网友在微博中爆料,用皮革废料制食用明胶的工艺方法早在1991年就申请了专利,到现在已整整21年。26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网《第一回应》栏目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过10件利用皮革废料提取食用明胶的相关专利申请,其中2件曾获得批准,但均已失效,目前没有处于有效状态的相关专利。

问:国家知识产权局是否受理过利用皮革废料提取食用明胶的专利申请?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答:经核查,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过10件利用皮革废料提取食用明胶的相关专利申请,其中2件曾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获得批准,但均已失效,目前没有处于有效状态的相关专利。

申请专利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其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公众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上能看到所有公开的专利申请均为原始申请,只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授权的专利申请才称之为专利。91108955.1号专利申请是1991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申请,但没有获得专利权。(注:91108955.1号专利申请是一项关于铬鞣皮废料酶法制备食用明胶的工艺方法的专利申请。)

问:审查这类专利申请会依据哪些法律法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国家知识产权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上述规定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同时,2005年有关部门出台的《食品添加剂明胶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明确禁止制革厂鞣制后的废料用作食品明胶原料,对于这类行政法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审查时也予以了重点考虑。

问:获得专利是否意味着一定能投入生产?

答:专利授予的是对技术的独占权,获得专利主要表示该专利权人在权利有效的情况下,可以禁止他人使用其技术,而不代表该技术方案可直接应用于社会生产、制造、销售和生活等方面。可否进入生产、销售及流通等环节,还须符合我国市场准入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2011年中国授予的药品专利有8600余件,但它们并不能直接生产制造进入市场,若需生产还要进行相应的行政审批。

  • 赵勇听众:1776
    #皮革胶囊#最新进展:【知识产权局承认曾批准废皮革提取食用明胶专利】26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表示:经核查,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过10件利用皮革废料提取食用明胶的相关专利申请,其中2件曾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获得批准,但均已失效,目前没有处于有效状态的相关专利。
    今天 07:02

2012年4月23日星期一

中国进口10万头奶牛 欲重塑国内乳品行业

三农直通车 www.gdcct.gov.cn 责任编辑:lintingting 发布时间:2012-04-24

中国进口10万头奶牛 欲重塑国内乳品行业

  图为现代牧业牧场中的牛犊,它们都是高产外国奶牛的后代。这家位于安徽肥东的牧场能容纳20000头奶牛。 

  今年将有多达10万头来自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小母牛登上多层运牛船朝中国出发,这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跨洋奶牛运输。 

  为了满足国内对牛奶不断上升的需求,同时重塑国内乳品行业,中国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上述全球调运奶牛的行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动。2008年曝出的致命毒牛奶丑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乳业生产,导致不再信赖国内乳品的消费者转向了进口牛奶。 

  中国的乳品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奶牛的产乳量只有美国奶牛的一半。在电子、纺织和玩具制造业建立起主导地位之后,中国政府将目标定在了成为一个牛奶生产大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生产目标,向大型乳品厂商提供税收和其它财务激励,并鼓励外国投资者带着资金和技术进入这一行业。同时中国也在整船购买国外高产奶牛。 

  2009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奶牛进口国,这推高了全球范围内的小牛价格,同时也给紫花苜蓿和公牛精液等市场造成了供应压力。数据追踪商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的数据显示,自2009牛以来,中国进口了近25万头活小母牛(即还未繁殖过下一代的母牛)。去年中国斥资超过2.5亿美元进口了10万头国外小母牛,大约用了25只船才将这些牛运回国。 

  优质小母牛出口国的部分农户担心,未来几年中国会从全球牛奶市场的买方变成他们的竞争对手。 

  Nick Renyard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经营一家拥有550头奶牛的牧场,他说出口奶牛就是在为竞争对手构筑牛群。这就像是在出售值钱的家当,是一锤子买卖。 

  未来几年,中国预计将继续大量进口奶牛,因为中国的乳品厂商正在努力满足政府制定的产量目标,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使中国最终摆脱对进口牛奶的依赖。

  中国现代牧业(China Modern Dairy)的创始人兼董事长、百万富豪邓九强说,我们必须靠自己解决乳品行业存在的问题。效仿美国大型奶牛场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牧业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的原料奶生产商,现代牧场拥有15个产业化农场,还有四个正在建设之中。该公司目前拥有128,759头奶牛,每年还要进口2.2万头,其目标是到2015年左右能拥有30万头奶牛(包括进口和繁殖的数量)。 

  受益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现代牧业得到了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KKR & Co.以及其他多位投资者的关键资金。这几位投资人共计向现代牧业投入1.5亿美元的资金。KKR还向现代牧业的农场派驻了两名全职顾问,就如何最优混合奶牛饲料等事宜提供咨询,以实现牛奶产量的最大化。 

  邓九强说,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历史很短,我相信我们能做得和美国一样好。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乳品行业必须消除2008年三聚氰胺丑闻让消费者产生的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当时牛奶供应一度短缺,由于担心通胀上升,政府依靠牛奶销售商稳住价格,这种做法限制了乳品行业的利润。 

  乳品贸易商和加工厂商在将牛奶稀释之后加入有毒的三聚氰胺粉,目的是让稀释后的牛奶通过粗蛋白含量检测。至少有六名婴儿因此死亡,数万名婴儿的肾脏出现问题。 

  中国迅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予以应对。省级政府禁止农户散养奶牛,并坚持要小规模的奶牛养殖户将奶牛送到经过审批的奶牛宾馆(即奶牛养殖基地),这样能方便监管人员的督察。 

  为鼓励大型牧场成长,政府下令国内主要牛奶加工企业从大型牧场购买相当比例的牛奶。(加工企业从牧场采购原奶,加工成盒装牛奶、酸奶、冰激凌和奶酪。)

  外国企业和投资机构也加入了中国的奶业大潮。香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泰山投资(Olympus Capital)和德国大型奶业公司Mueller Milch已经投资于中国奶业企业。世界最大奶产品出口企业、新西兰乳业巨头Fonterra正在修建它在中国的第三座饲养新西兰奶牛的牧场。 

  现代牧业和中国其他大型牧场一样,都享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证券监管机构的备案材料显示,该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获得政府补贴合760万美元,其中多数都是专门用于奶牛采购。(公司从2010年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中留出了1.13亿美元用于采购小母牛。) 

  在其耗资1亿美元建成的肥东牧场,展厅里播放着一组数码照片。照片中,温家宝总理正和邓九强一起参观现代牧业公司的一座牧场。 

  曾是政府官员、身为共产党员的总裁高丽娜说,地方政府非常支持。政府不但提供了土地,还给予每头奶牛3,000元(合475美元)的补贴。作为农业生产企业,该公司不交所得税。 

  据布鲁塞尔行业组织国际奶业联盟(International Dairy Federation)的数据,中国人一年平均喝掉2.5加仑(约9.5升)液态奶,不到日本人和韩国人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也远远低于美国人均20.8加仑的消费量。据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数据,中国消费者牛奶支出在过去五年增长90%,达到了320亿美元。欧睿预计,随着更多中国人向城市迁徙以及饮食结构发生改变,牛奶消费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将得到保持,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牛奶消费差距将会缩小。 

  依靠中国已有的奶牛,现代牧业可能永远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现代牧业没有卷入前述三聚氰胺丑闻。) 

  中国的1,200万头奶牛总体上产奶效率不高。三聚氰胺丑闻发生后,由于陷入财务困境的奶农将奶牛当肉牛卖掉,中国的奶牛数量损失了15%左右,而剩下的奶牛容易患病,寿命也不长。中国的奶牛是几十年前从欧洲进口的,但喂养不科学,平均一年只产四吨奶,而美国奶牛年产奶量能达到九吨。 

  据畜牧专家说,用美国种牛精液给中国奶牛配种最终会改善牛群质量,但这需要用上几十年的时间。 

  KKR的合伙人华裕能(Julian Wolhardt)说,想通过不断地给矮小的牲口配种的方式培育出高大的牲口,那是办不到的。 

  现代牧业及其投资人认为,提高中国奶牛产奶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们换掉。由于引进新的品种,并投资于美式设施和饲养技术,现代牧场的单头奶牛年产量已经从2008年的6.1吨增加至2011年的7.8吨。 

  邓九强在2004年创办了现代牧业,希望抓住需求上升的机会。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他作为中国最大牛奶加工企业之一──蒙牛公司(Mengniu)的高管积累了财富。在由小规模奶农和奶站构成的网络中,蒙牛很难取得足够数量的优质牛奶。邓九强离职单干成为生产商,同时得到了蒙牛将成为其主要客户的保证。今天现代牧业98.5%的牛奶都卖给蒙牛。 

  在牧场的行政人员餐厅里,身穿一件红色羊毛衫的邓九强正在吃午餐。他的午餐包括馒头、腌蒜和香辣羊肉。他回忆了参观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牧场时的情景,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已经想出怎样把奶牛高密度地关进牛棚。 

  他说,不需要拥有很多土地就可以提高效率。中国的人口密度限制了牧场面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种散养奶牛的产奶量不及圈养奶牛高,因为圈养奶牛的喂养是经过人工控制的。 

  结果就有了像现代牧业肥东牧场这样的农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从外面看更像是个电子工厂,而不是农场。奶牛生活在足球场般大小的有屋顶的棚子里,很少来到户外,每天要走马灯似地通过德国原产装置完成一天三次的产奶任务,而自动泵将测量每头奶牛每秒的产奶量,并将这一数据传输至中央计算机。 

  邓九强边走边用手指向牛棚。他说,这边有1万头,那边还有1万头。 

  一直以来,找到合适的奶牛都是一件难事。自从2003年美国爆发疯牛病疫情以来,中国就禁止从北美进口活牛。北美奶牛是世界上产奶量最高的牛群。

  在中国的一个港口,工人们正将澳大利亚的奶牛卸载到卡车上。 

  邓九强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邓九强最近又盯上了乌拉圭这个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是目前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进口活牛的国家。 

  现代牧业仅用空运来的美国公牛精液对移居中国的小母牛受精配种。这些精液以冷冻的形式储存在液氮罐中,受精剂量大约为一支铅笔大小。 

  2002年以来,中国从美国第45大牛精液出口目的地一跃成为第九大目的地,去年进口了36.6万剂牛精液,每斯勒格(slug)的价格约在10美元至30美元之间。价格较高的精液在性别选择上有优势,可增加奶牛产出雌性后代的几率。 

  此外,美国还出口奶牛需要的饲料,因为中国没有高蛋白苜蓿的供应,而这正是高产乳量的奶牛所需的饲料。在中国奶牛喂养需求的刺激下,美国苜蓿价格去年翻了一倍。 

  中国对小母牛慷慨报价的做法帮助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的奶农,但同时也引发一些海外奶农的担忧。 

  澳大利亚奶农布瑞特奈尔(Roma Britnell)说,他们给的价格非常高。她前不久把50头小牛卖给了一个中国买家,然后用获得的6.25万澳元(约合6.5万美元)偿还她和丈夫2000年买农场时欠下的债务。 

  乌拉圭农学家拉卡-韦纳(Hector Laca-Vina)说,虽然我不想说此举引发了混乱,但实际情形差不多就是如此。去年,乌拉圭所产小奶牛有15%出口到了中国,削弱了乌拉圭未来的产奶量。奶农得到了很好的补偿,每头小母牛的价格高达1,400美元,两年时间就涨了50%。 

  负责奶牛运输的公司表示,在那些载着奶牛驶往中国的货船上,小母牛和小牛犊被关入栏中,躺在成堆的木屑或类似材料上。按照相关规定,船上须备有应急口粮,以防出现船只搁浅的情况。要防止动物脱水,另外也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防止致命毒气积聚。船上还有兽医和畜牧业人员照顾奶牛的身体健康。运输途中死掉的奶牛通常都会葬于海中。 

  抵达中国后,这些牛首先要隔离45天,然后再由卡车运至农场。它们将接受人工授精产下一头小牛,然后开始产奶过程。 

  现代牧业的肥东牧场是依照美国牧场而建,那里的奶牛在可容纳3,000头牛的大棚里生活,吃喝拉撒都在栏里,栏周围是经过消毒的再生粪肥,这些粪肥还可供奶牛躺卧。棚里有一台自动铲土机在混凝土地面滑动,清除新排的粪便。大棚外有穿统一制服的保安巡视四周。 

  奶牛挤奶时,扬声器里传来由安德烈•波伽利(Andrea Bocelli)唱红的《告别时刻》(Time to Say Goodbye)等新世纪音乐。KKR的代表Chris Sun说,这是为了安抚奶牛,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给奶牛播放音乐确实有用。 

  现代牧业在陕西省也有一个类似的牧场,那里有一头让邓九强最引以为豪的奶牛,它的编号是08080434。 

  这头奶牛的妈妈是一头出口至中国的澳大利亚奶牛,爸爸原籍美国,奶牛妈妈以人工授精的方式产下了它。2011年,它的产奶量为22吨,是中国普通奶牛的四倍还多。 

  邓九强说,现代牧业的未来并不在于牛奶,而在于奶牛。等到2015年现代牧业的牧场全部投入运营,他就打算把小牛卖给其它牧场。 

  邓九强说,我们的目标是更新生物资本,卖奶牛比卖牛奶更有钱赚。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专家称中国胶囊标准最严格,铬是人体必需元素

 
 

Sent to you by laowushi via Google Reader:

 
 

via FMN 自曲新闻 by Yoko Wang on 4/22/12

图:央视节目曝光皮革下脚料制作工业明胶/央视

北京,中国——人民网在前几日登出卫生部专家孙忠实"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的言论引发关注后,又邀请专家解释毒胶囊的问题,专家称,铬是人体必需元素,中国胶囊标准检测严格,摄入胶囊不会引起铬中毒。

这几名专家是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钱忠直研究员,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廖明阳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研究员杨晓光等。

廖明阳称,人体内有三价铬和六价铬,三价铬、六价铬摄入到体内是一个氧化还原的过程。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资料证明,三价铬的毒性比较小,而六价铬如果长时间、大剂量地摄入的话,可以引起肾脏损害,还可能有致突变、致癌等作用。铬的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一般来说,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通过肾脏排放铬的能力可达到约0.2毫克。从现有有关铬的安全性资料和报道的胶囊中铬的最大含量以及病人每天摄入的胶囊数来看,一般认为不会引起人体铬急性中毒和慢性铬蓄积。不过,对于企业这种违法行为,我们要严厉谴责,也希望国家主管部门对此要依法严肃处理,确保用药安全。

对于一天吃六粒胶囊是安全的说法,杨晓光称,营养学上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了铬可能在血糖控制等方面都会出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里面,推荐儿童铬摄入量为每天0.01毫克,成年人是0.05毫克。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安全最大可耐受剂量,儿童每人每天是0.2毫克,成年人是0.5毫克,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以下是安全的,超过这个范围就可能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

而日前被媒体曝光存在使用有毒工业明胶制作胶囊的药企产品,9家企业的14中药品中铬含量都超过国家标准规定2mg/kg的限量值,其中超标最多的达70多倍。而且媒体报道称,修正药业和通化金马两家企业从不检验胶囊中的铬含量。直到4月15日媒体曝光之后,4月16日,他们才开始购买相应的检验设备,开始培训检验。

由于工业明胶是由皮革下脚料制作的,在皮革鞣制过程中会用到大量的化学药品,除了重铬酸盐,五氯苯酚、偶氮染料、甲醛等等都是需要用到的,因此除重金属超标外,是否会残留这些化学药品也需要通过检验来证实。

引用:京华时报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纽约时报:阎连科:丧家犬的一年

 
 

Sent to you by laowushi via Google Reader:

 
 

via 新闻理想档案馆 by 梦里狩猎 on 4/21/12

农历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漫长又黑暗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

我的最新作品,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及饥荒中所受巨大创痛的小说,遭到近二十家出版社退稿。他们给出的理由几乎一致: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伴随着作品无法在大陆出版的梦魇,因为北京的道路拓宽计划,我的房子遭遇强拆。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铲平。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The New York Times: 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

By YAN LIANKE
Published: April 20, 2012

BEIJING — Old habits die hard. Despite leaving my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 never feel that the first of January marks the start of a new year. In my hometown, the tru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 year 2011 for me was as long and dark as a tunnel without light.

My dark 2011 started with my son's search for a job. He had finished his studies in Britain and returned to China armed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law. He believes tha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China he must start his career as a public servant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However, because he is not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sit for 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 to get the job he wants.

He considered joi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more than once when he was an undergraduate. I talked him out of it every time, saying, "Do people have to be party members to get on in this life?" As a father, my son's experience makes me feel I should kneel down in front of the party leaders and beg them to give young people who are not party members the same career opportunities it gives to those who have joined.

The darkness of 2011 continued. My latest work, "Four Books" — a novel that directly confronts the Chinese people's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the late 1950s and the subsequent famine — was rejected by almost 20 publishing houses. The reasons I was given were all along the same lines: Anyone who dares to publish my book in China is certain to be closed down.

The novel took me 20 years to plan and two years to write. It is important to me as a writer, and I know it will b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realities of publishing in China, so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fate of my book. All I can do is sigh.

COMPOUNDING the nightmare of my book's nonpublication in China was the forced demolition of my house for a road-widening project in Beijing. It came like a hurricane. No one bothered to show the evicted residents in my neighborhood any offic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ject; the non-negotiable compensation was set at a flat 500,000 yuan (about $79,000) per household, regardless of the area of the land or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cost. The residents were told, "Whoever cooperates with the government will be further rewarded 700,000 yuan." That's approximately $190,000 in total. This seemingly large sum in fact is only enough to buy a toilet in a good neighborhood in today's Beij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the demolition crew was intense. Residents pledged to defend their properties and dignity with their lives.

The battle raged for months. One day the wall surrounding the neighborhood compound was demolished at dawn. Some elderly battle-weary residents had to be rushed to the hospital. Then came news of a series of "burglaries" in the compound, which everyone knew was a tactic intended to intimidate residents. Reporting the burglaries to the police was as meaningless as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reporting a lost pencil.

On Nov. 30, one day before the forced demolition deadline, I wrote a petition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Jintao, and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nd posted it on Sina Weibo,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witter, urging an end to the game of cat-and-mouse played with people whose houses were about to be demolished. I knew the letter would not reach its intended recipients, but I hoped it would attract enough attention to pressure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avoid bloodshed during the demolition.

My letter was widely reposted and spread nationwide almost instantly. Still, it had no more impact than a whisper in the wind.

AT ABOUT 5 a.m. on Dec. 2, a group of uniformed men and women wearing helmets broke into my neighbor's house through a window. After having told the intruders that he objected to the demolition, my neighbor was taken away and locked up. A few large pieces of furniture were moved outside and his house was bulldozed. He later recalled that when he was taken away that morning, he saw more than 200 people, all uniformed and wearing helmets, surrounding his house.

In December, more than 30 families were finally coerced into agreeing to the demolition.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dark 2011. The experience made me realize that in reality the dignity of a citizen and a writer is no more significant than a hungry dog begging its master for food; in reality, the rights a citizen can actually enjoy are no more than the air a person can hold in his hand.

I wanted to cry. Sometimes I imagine it would be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cry aloud in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People live like dogs in this society. I dream of being able to bark out loud in my books, and of turning my barking into exquisite music. This strange life and this strange dream keep me alive, and sometimes even give me 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 I am constantly disheartened.

Emotionally exhausted, I longed to leave the dark Beijing of 2011 behind me and go home. I longed for a new beginning in 2012 — a new beginning in my hometown, to be with my mother, to be with my relatives, to let their simple warmth take away the coldness, anxiety and fear that had enveloped me in the dark tunnel of 2011.

I WENT home. For 10 days I spent all my time with my 80-year-old mother, my elder brother and his wife and my nieces in our hometown of Songxian,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We talked about the past, told jokes and played mahjong. Not a single word about my writing or my unhappiness was mentioned. It was as if we all lived perfect lives.

All I could see was bright sunlight. All I could feel was the love of my close relatives. For 10 days, we sat in front of the TV. We watched silly soap operas and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 TV programs were mediocre, but the love of my family pushed away the darkness of 2011. I felt safe.

On the eve of the Lunar New Year we ate a traditional meal of dumplings together. Mother gave me a portion of her dumplings to show her love. A few wisps of white hair fell onto a face that was beaming with happiness. "Our country is rich now. Isn't it wonderful!" she said. "We can now have meat-filled dumplings, as often as we ate wild grass when we were poor."

My elder brother was a postman who rode a bicycle to deliver letters all his working life. He is now retired and drives a car I bought with royalties from my books. "Why do people hate the government?" he asked me while driving to visit a relative in a remote mountain village. "Our lives are good. Isn't that enough?"

My two elder sisters are farmers. They loved the soap opera about a wise Qing dynasty emperor who treated his subjects well. My sisters want me to write a soap opera script like that to garner fame and fortune. Just one successful soap opera would let the whole family bask in glory, they said.

I don't know if my family truly believes these things, or whether they were just trying to comfort me. I don't know if their newly acquired wealth makes the Chinese people truly believe that warm clothes and a full stomach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rights and dignity. Or did they always think that a plate of dumplings and a bit of money in their pockets are more useful than rights and dignity?

I didn't ask and didn't really want to delve into it because I know there's no clear-cut answer. As for myself, I'd rather uphold my dignity even if it means dying of starvation. This belief is in my blood. It is supposed to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all men of letters, but for many in today's China it is no more than gibberish. Why am I complaining? If even men of letters choose a bit of food and a little money over dignity, how can I criticize my less-educated relatives?

THE SIXTH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is an auspicious day to travel. It was time to leave. All my relatives came out to say goodbye. Mother was in tears as always on such occasions. She was quiet until the last moment.

"Make friends with people in power," she whispered in my ear. "Don't do anything to annoy them."

My brother sent me a text message after I left. "I didn't say this to you because it was a festive time. Remember: Never do anything to annoy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at."

My nephew accompanied me to the nearby highway entrance ramp. "My mother asked me to tell you," said the boy hesitantly, "Look after your health. Don't write too much, and if you really must write, then write something that prais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 Don't become foolish with age."

I nodded.

"Tell your grandma, uncle and your mother: Don't worry about me. I'm fine. My writing is going well. I'm doing well. Apart from acquiring some wrinkles and white hair, nothing bad will happen to me." I drove away.

As I drove, tears streamed down my face for no apparent reason. I just wanted to cry. Was it for my mother, my brother, my relatives and the strangers who forget about their dignity as long as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Or for people like me who worship rights and dignity but live the life of a stray dog? I don't know. I just wanted to cry out loud.

I pulled over and let my tears flow — down my face and in my heart. After a long while, after my tears dried, I started the car again. I was on my way back to Beijing, panting and anxious, like a stray dog lost in a dark tunnel.

Yan Lianke is a Chinese writer of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based in Beijing. His works include "The Dream of Ding Village," about the blood-selling scandal in his home province of Henan.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Jane Weizhen Pan and Martin Merz.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4/22. | Permalink |收听敌台
Post tags: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记者暗拍工业明胶加工过程脏不忍睹

 
 

Sent to you by laowushi via Google Reader: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