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3日星期一

中国进口10万头奶牛 欲重塑国内乳品行业

三农直通车 www.gdcct.gov.cn 责任编辑:lintingting 发布时间:2012-04-24

中国进口10万头奶牛 欲重塑国内乳品行业

  图为现代牧业牧场中的牛犊,它们都是高产外国奶牛的后代。这家位于安徽肥东的牧场能容纳20000头奶牛。 

  今年将有多达10万头来自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小母牛登上多层运牛船朝中国出发,这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跨洋奶牛运输。 

  为了满足国内对牛奶不断上升的需求,同时重塑国内乳品行业,中国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上述全球调运奶牛的行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动。2008年曝出的致命毒牛奶丑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乳业生产,导致不再信赖国内乳品的消费者转向了进口牛奶。 

  中国的乳品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奶牛的产乳量只有美国奶牛的一半。在电子、纺织和玩具制造业建立起主导地位之后,中国政府将目标定在了成为一个牛奶生产大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生产目标,向大型乳品厂商提供税收和其它财务激励,并鼓励外国投资者带着资金和技术进入这一行业。同时中国也在整船购买国外高产奶牛。 

  2009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奶牛进口国,这推高了全球范围内的小牛价格,同时也给紫花苜蓿和公牛精液等市场造成了供应压力。数据追踪商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的数据显示,自2009牛以来,中国进口了近25万头活小母牛(即还未繁殖过下一代的母牛)。去年中国斥资超过2.5亿美元进口了10万头国外小母牛,大约用了25只船才将这些牛运回国。 

  优质小母牛出口国的部分农户担心,未来几年中国会从全球牛奶市场的买方变成他们的竞争对手。 

  Nick Renyard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经营一家拥有550头奶牛的牧场,他说出口奶牛就是在为竞争对手构筑牛群。这就像是在出售值钱的家当,是一锤子买卖。 

  未来几年,中国预计将继续大量进口奶牛,因为中国的乳品厂商正在努力满足政府制定的产量目标,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使中国最终摆脱对进口牛奶的依赖。

  中国现代牧业(China Modern Dairy)的创始人兼董事长、百万富豪邓九强说,我们必须靠自己解决乳品行业存在的问题。效仿美国大型奶牛场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牧业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的原料奶生产商,现代牧场拥有15个产业化农场,还有四个正在建设之中。该公司目前拥有128,759头奶牛,每年还要进口2.2万头,其目标是到2015年左右能拥有30万头奶牛(包括进口和繁殖的数量)。 

  受益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现代牧业得到了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KKR & Co.以及其他多位投资者的关键资金。这几位投资人共计向现代牧业投入1.5亿美元的资金。KKR还向现代牧业的农场派驻了两名全职顾问,就如何最优混合奶牛饲料等事宜提供咨询,以实现牛奶产量的最大化。 

  邓九强说,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历史很短,我相信我们能做得和美国一样好。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乳品行业必须消除2008年三聚氰胺丑闻让消费者产生的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当时牛奶供应一度短缺,由于担心通胀上升,政府依靠牛奶销售商稳住价格,这种做法限制了乳品行业的利润。 

  乳品贸易商和加工厂商在将牛奶稀释之后加入有毒的三聚氰胺粉,目的是让稀释后的牛奶通过粗蛋白含量检测。至少有六名婴儿因此死亡,数万名婴儿的肾脏出现问题。 

  中国迅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予以应对。省级政府禁止农户散养奶牛,并坚持要小规模的奶牛养殖户将奶牛送到经过审批的奶牛宾馆(即奶牛养殖基地),这样能方便监管人员的督察。 

  为鼓励大型牧场成长,政府下令国内主要牛奶加工企业从大型牧场购买相当比例的牛奶。(加工企业从牧场采购原奶,加工成盒装牛奶、酸奶、冰激凌和奶酪。)

  外国企业和投资机构也加入了中国的奶业大潮。香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泰山投资(Olympus Capital)和德国大型奶业公司Mueller Milch已经投资于中国奶业企业。世界最大奶产品出口企业、新西兰乳业巨头Fonterra正在修建它在中国的第三座饲养新西兰奶牛的牧场。 

  现代牧业和中国其他大型牧场一样,都享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证券监管机构的备案材料显示,该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获得政府补贴合760万美元,其中多数都是专门用于奶牛采购。(公司从2010年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中留出了1.13亿美元用于采购小母牛。) 

  在其耗资1亿美元建成的肥东牧场,展厅里播放着一组数码照片。照片中,温家宝总理正和邓九强一起参观现代牧业公司的一座牧场。 

  曾是政府官员、身为共产党员的总裁高丽娜说,地方政府非常支持。政府不但提供了土地,还给予每头奶牛3,000元(合475美元)的补贴。作为农业生产企业,该公司不交所得税。 

  据布鲁塞尔行业组织国际奶业联盟(International Dairy Federation)的数据,中国人一年平均喝掉2.5加仑(约9.5升)液态奶,不到日本人和韩国人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也远远低于美国人均20.8加仑的消费量。据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数据,中国消费者牛奶支出在过去五年增长90%,达到了320亿美元。欧睿预计,随着更多中国人向城市迁徙以及饮食结构发生改变,牛奶消费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将得到保持,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牛奶消费差距将会缩小。 

  依靠中国已有的奶牛,现代牧业可能永远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现代牧业没有卷入前述三聚氰胺丑闻。) 

  中国的1,200万头奶牛总体上产奶效率不高。三聚氰胺丑闻发生后,由于陷入财务困境的奶农将奶牛当肉牛卖掉,中国的奶牛数量损失了15%左右,而剩下的奶牛容易患病,寿命也不长。中国的奶牛是几十年前从欧洲进口的,但喂养不科学,平均一年只产四吨奶,而美国奶牛年产奶量能达到九吨。 

  据畜牧专家说,用美国种牛精液给中国奶牛配种最终会改善牛群质量,但这需要用上几十年的时间。 

  KKR的合伙人华裕能(Julian Wolhardt)说,想通过不断地给矮小的牲口配种的方式培育出高大的牲口,那是办不到的。 

  现代牧业及其投资人认为,提高中国奶牛产奶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们换掉。由于引进新的品种,并投资于美式设施和饲养技术,现代牧场的单头奶牛年产量已经从2008年的6.1吨增加至2011年的7.8吨。 

  邓九强在2004年创办了现代牧业,希望抓住需求上升的机会。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他作为中国最大牛奶加工企业之一──蒙牛公司(Mengniu)的高管积累了财富。在由小规模奶农和奶站构成的网络中,蒙牛很难取得足够数量的优质牛奶。邓九强离职单干成为生产商,同时得到了蒙牛将成为其主要客户的保证。今天现代牧业98.5%的牛奶都卖给蒙牛。 

  在牧场的行政人员餐厅里,身穿一件红色羊毛衫的邓九强正在吃午餐。他的午餐包括馒头、腌蒜和香辣羊肉。他回忆了参观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牧场时的情景,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已经想出怎样把奶牛高密度地关进牛棚。 

  他说,不需要拥有很多土地就可以提高效率。中国的人口密度限制了牧场面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种散养奶牛的产奶量不及圈养奶牛高,因为圈养奶牛的喂养是经过人工控制的。 

  结果就有了像现代牧业肥东牧场这样的农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从外面看更像是个电子工厂,而不是农场。奶牛生活在足球场般大小的有屋顶的棚子里,很少来到户外,每天要走马灯似地通过德国原产装置完成一天三次的产奶任务,而自动泵将测量每头奶牛每秒的产奶量,并将这一数据传输至中央计算机。 

  邓九强边走边用手指向牛棚。他说,这边有1万头,那边还有1万头。 

  一直以来,找到合适的奶牛都是一件难事。自从2003年美国爆发疯牛病疫情以来,中国就禁止从北美进口活牛。北美奶牛是世界上产奶量最高的牛群。

  在中国的一个港口,工人们正将澳大利亚的奶牛卸载到卡车上。 

  邓九强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邓九强最近又盯上了乌拉圭这个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是目前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进口活牛的国家。 

  现代牧业仅用空运来的美国公牛精液对移居中国的小母牛受精配种。这些精液以冷冻的形式储存在液氮罐中,受精剂量大约为一支铅笔大小。 

  2002年以来,中国从美国第45大牛精液出口目的地一跃成为第九大目的地,去年进口了36.6万剂牛精液,每斯勒格(slug)的价格约在10美元至30美元之间。价格较高的精液在性别选择上有优势,可增加奶牛产出雌性后代的几率。 

  此外,美国还出口奶牛需要的饲料,因为中国没有高蛋白苜蓿的供应,而这正是高产乳量的奶牛所需的饲料。在中国奶牛喂养需求的刺激下,美国苜蓿价格去年翻了一倍。 

  中国对小母牛慷慨报价的做法帮助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的奶农,但同时也引发一些海外奶农的担忧。 

  澳大利亚奶农布瑞特奈尔(Roma Britnell)说,他们给的价格非常高。她前不久把50头小牛卖给了一个中国买家,然后用获得的6.25万澳元(约合6.5万美元)偿还她和丈夫2000年买农场时欠下的债务。 

  乌拉圭农学家拉卡-韦纳(Hector Laca-Vina)说,虽然我不想说此举引发了混乱,但实际情形差不多就是如此。去年,乌拉圭所产小奶牛有15%出口到了中国,削弱了乌拉圭未来的产奶量。奶农得到了很好的补偿,每头小母牛的价格高达1,400美元,两年时间就涨了50%。 

  负责奶牛运输的公司表示,在那些载着奶牛驶往中国的货船上,小母牛和小牛犊被关入栏中,躺在成堆的木屑或类似材料上。按照相关规定,船上须备有应急口粮,以防出现船只搁浅的情况。要防止动物脱水,另外也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防止致命毒气积聚。船上还有兽医和畜牧业人员照顾奶牛的身体健康。运输途中死掉的奶牛通常都会葬于海中。 

  抵达中国后,这些牛首先要隔离45天,然后再由卡车运至农场。它们将接受人工授精产下一头小牛,然后开始产奶过程。 

  现代牧业的肥东牧场是依照美国牧场而建,那里的奶牛在可容纳3,000头牛的大棚里生活,吃喝拉撒都在栏里,栏周围是经过消毒的再生粪肥,这些粪肥还可供奶牛躺卧。棚里有一台自动铲土机在混凝土地面滑动,清除新排的粪便。大棚外有穿统一制服的保安巡视四周。 

  奶牛挤奶时,扬声器里传来由安德烈•波伽利(Andrea Bocelli)唱红的《告别时刻》(Time to Say Goodbye)等新世纪音乐。KKR的代表Chris Sun说,这是为了安抚奶牛,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给奶牛播放音乐确实有用。 

  现代牧业在陕西省也有一个类似的牧场,那里有一头让邓九强最引以为豪的奶牛,它的编号是08080434。 

  这头奶牛的妈妈是一头出口至中国的澳大利亚奶牛,爸爸原籍美国,奶牛妈妈以人工授精的方式产下了它。2011年,它的产奶量为22吨,是中国普通奶牛的四倍还多。 

  邓九强说,现代牧业的未来并不在于牛奶,而在于奶牛。等到2015年现代牧业的牧场全部投入运营,他就打算把小牛卖给其它牧场。 

  邓九强说,我们的目标是更新生物资本,卖奶牛比卖牛奶更有钱赚。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专家称中国胶囊标准最严格,铬是人体必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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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FMN 自曲新闻 by Yoko Wang on 4/22/12

图:央视节目曝光皮革下脚料制作工业明胶/央视

北京,中国——人民网在前几日登出卫生部专家孙忠实"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的言论引发关注后,又邀请专家解释毒胶囊的问题,专家称,铬是人体必需元素,中国胶囊标准检测严格,摄入胶囊不会引起铬中毒。

这几名专家是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钱忠直研究员,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廖明阳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研究员杨晓光等。

廖明阳称,人体内有三价铬和六价铬,三价铬、六价铬摄入到体内是一个氧化还原的过程。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资料证明,三价铬的毒性比较小,而六价铬如果长时间、大剂量地摄入的话,可以引起肾脏损害,还可能有致突变、致癌等作用。铬的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一般来说,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通过肾脏排放铬的能力可达到约0.2毫克。从现有有关铬的安全性资料和报道的胶囊中铬的最大含量以及病人每天摄入的胶囊数来看,一般认为不会引起人体铬急性中毒和慢性铬蓄积。不过,对于企业这种违法行为,我们要严厉谴责,也希望国家主管部门对此要依法严肃处理,确保用药安全。

对于一天吃六粒胶囊是安全的说法,杨晓光称,营养学上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了铬可能在血糖控制等方面都会出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里面,推荐儿童铬摄入量为每天0.01毫克,成年人是0.05毫克。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安全最大可耐受剂量,儿童每人每天是0.2毫克,成年人是0.5毫克,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以下是安全的,超过这个范围就可能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

而日前被媒体曝光存在使用有毒工业明胶制作胶囊的药企产品,9家企业的14中药品中铬含量都超过国家标准规定2mg/kg的限量值,其中超标最多的达70多倍。而且媒体报道称,修正药业和通化金马两家企业从不检验胶囊中的铬含量。直到4月15日媒体曝光之后,4月16日,他们才开始购买相应的检验设备,开始培训检验。

由于工业明胶是由皮革下脚料制作的,在皮革鞣制过程中会用到大量的化学药品,除了重铬酸盐,五氯苯酚、偶氮染料、甲醛等等都是需要用到的,因此除重金属超标外,是否会残留这些化学药品也需要通过检验来证实。

引用: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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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纽约时报:阎连科:丧家犬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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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新闻理想档案馆 by 梦里狩猎 on 4/21/12

农历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漫长又黑暗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

我的最新作品,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及饥荒中所受巨大创痛的小说,遭到近二十家出版社退稿。他们给出的理由几乎一致: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伴随着作品无法在大陆出版的梦魇,因为北京的道路拓宽计划,我的房子遭遇强拆。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铲平。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The New York Times: 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

By YAN LIANKE
Published: April 20, 2012

BEIJING — Old habits die hard. Despite leaving my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 never feel that the first of January marks the start of a new year. In my hometown, the tru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 year 2011 for me was as long and dark as a tunnel without light.

My dark 2011 started with my son's search for a job. He had finished his studies in Britain and returned to China armed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law. He believes tha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China he must start his career as a public servant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However, because he is not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sit for 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 to get the job he wants.

He considered joi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more than once when he was an undergraduate. I talked him out of it every time, saying, "Do people have to be party members to get on in this life?" As a father, my son's experience makes me feel I should kneel down in front of the party leaders and beg them to give young people who are not party members the same career opportunities it gives to those who have joined.

The darkness of 2011 continued. My latest work, "Four Books" — a novel that directly confronts the Chinese people's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the late 1950s and the subsequent famine — was rejected by almost 20 publishing houses. The reasons I was given were all along the same lines: Anyone who dares to publish my book in China is certain to be closed down.

The novel took me 20 years to plan and two years to write. It is important to me as a writer, and I know it will b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realities of publishing in China, so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fate of my book. All I can do is sigh.

COMPOUNDING the nightmare of my book's nonpublication in China was the forced demolition of my house for a road-widening project in Beijing. It came like a hurricane. No one bothered to show the evicted residents in my neighborhood any offic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ject; the non-negotiable compensation was set at a flat 500,000 yuan (about $79,000) per household, regardless of the area of the land or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cost. The residents were told, "Whoever cooperates with the government will be further rewarded 700,000 yuan." That's approximately $190,000 in total. This seemingly large sum in fact is only enough to buy a toilet in a good neighborhood in today's Beij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the demolition crew was intense. Residents pledged to defend their properties and dignity with their lives.

The battle raged for months. One day the wall surrounding the neighborhood compound was demolished at dawn. Some elderly battle-weary residents had to be rushed to the hospital. Then came news of a series of "burglaries" in the compound, which everyone knew was a tactic intended to intimidate residents. Reporting the burglaries to the police was as meaningless as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reporting a lost pencil.

On Nov. 30, one day before the forced demolition deadline, I wrote a petition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Jintao, and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nd posted it on Sina Weibo,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witter, urging an end to the game of cat-and-mouse played with people whose houses were about to be demolished. I knew the letter would not reach its intended recipients, but I hoped it would attract enough attention to pressure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avoid bloodshed during the demolition.

My letter was widely reposted and spread nationwide almost instantly. Still, it had no more impact than a whisper in the wind.

AT ABOUT 5 a.m. on Dec. 2, a group of uniformed men and women wearing helmets broke into my neighbor's house through a window. After having told the intruders that he objected to the demolition, my neighbor was taken away and locked up. A few large pieces of furniture were moved outside and his house was bulldozed. He later recalled that when he was taken away that morning, he saw more than 200 people, all uniformed and wearing helmets, surrounding his house.

In December, more than 30 families were finally coerced into agreeing to the demolition.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dark 2011. The experience made me realize that in reality the dignity of a citizen and a writer is no more significant than a hungry dog begging its master for food; in reality, the rights a citizen can actually enjoy are no more than the air a person can hold in his hand.

I wanted to cry. Sometimes I imagine it would be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cry aloud in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People live like dogs in this society. I dream of being able to bark out loud in my books, and of turning my barking into exquisite music. This strange life and this strange dream keep me alive, and sometimes even give me 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 I am constantly disheartened.

Emotionally exhausted, I longed to leave the dark Beijing of 2011 behind me and go home. I longed for a new beginning in 2012 — a new beginning in my hometown, to be with my mother, to be with my relatives, to let their simple warmth take away the coldness, anxiety and fear that had enveloped me in the dark tunnel of 2011.

I WENT home. For 10 days I spent all my time with my 80-year-old mother, my elder brother and his wife and my nieces in our hometown of Songxian,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We talked about the past, told jokes and played mahjong. Not a single word about my writing or my unhappiness was mentioned. It was as if we all lived perfect lives.

All I could see was bright sunlight. All I could feel was the love of my close relatives. For 10 days, we sat in front of the TV. We watched silly soap operas and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 TV programs were mediocre, but the love of my family pushed away the darkness of 2011. I felt safe.

On the eve of the Lunar New Year we ate a traditional meal of dumplings together. Mother gave me a portion of her dumplings to show her love. A few wisps of white hair fell onto a face that was beaming with happiness. "Our country is rich now. Isn't it wonderful!" she said. "We can now have meat-filled dumplings, as often as we ate wild grass when we were poor."

My elder brother was a postman who rode a bicycle to deliver letters all his working life. He is now retired and drives a car I bought with royalties from my books. "Why do people hate the government?" he asked me while driving to visit a relative in a remote mountain village. "Our lives are good. Isn't that enough?"

My two elder sisters are farmers. They loved the soap opera about a wise Qing dynasty emperor who treated his subjects well. My sisters want me to write a soap opera script like that to garner fame and fortune. Just one successful soap opera would let the whole family bask in glory, they said.

I don't know if my family truly believes these things, or whether they were just trying to comfort me. I don't know if their newly acquired wealth makes the Chinese people truly believe that warm clothes and a full stomach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rights and dignity. Or did they always think that a plate of dumplings and a bit of money in their pockets are more useful than rights and dignity?

I didn't ask and didn't really want to delve into it because I know there's no clear-cut answer. As for myself, I'd rather uphold my dignity even if it means dying of starvation. This belief is in my blood. It is supposed to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all men of letters, but for many in today's China it is no more than gibberish. Why am I complaining? If even men of letters choose a bit of food and a little money over dignity, how can I criticize my less-educated relatives?

THE SIXTH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is an auspicious day to travel. It was time to leave. All my relatives came out to say goodbye. Mother was in tears as always on such occasions. She was quiet until the last moment.

"Make friends with people in power," she whispered in my ear. "Don't do anything to annoy them."

My brother sent me a text message after I left. "I didn't say this to you because it was a festive time. Remember: Never do anything to annoy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at."

My nephew accompanied me to the nearby highway entrance ramp. "My mother asked me to tell you," said the boy hesitantly, "Look after your health. Don't write too much, and if you really must write, then write something that prais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 Don't become foolish with age."

I nodded.

"Tell your grandma, uncle and your mother: Don't worry about me. I'm fine. My writing is going well. I'm doing well. Apart from acquiring some wrinkles and white hair, nothing bad will happen to me." I drove away.

As I drove, tears streamed down my face for no apparent reason. I just wanted to cry. Was it for my mother, my brother, my relatives and the strangers who forget about their dignity as long as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Or for people like me who worship rights and dignity but live the life of a stray dog? I don't know. I just wanted to cry out loud.

I pulled over and let my tears flow — down my face and in my heart. After a long while, after my tears dried, I started the car again. I was on my way back to Beijing, panting and anxious, like a stray dog lost in a dark tunnel.

Yan Lianke is a Chinese writer of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based in Beijing. His works include "The Dream of Ding Village," about the blood-selling scandal in his home province of Henan.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Jane Weizhen Pan and Martin Merz.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4/22. | Permalink |收听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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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记者暗拍工业明胶加工过程脏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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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

食用国家免费营养餐后,贵州织金七八十名小学生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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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自曲新闻 FMN by Yoko Wang on 3/29/12

图:去年蒙牛牛奶被质检部门曝出强致癌的黄曲霉素超标,蒙牛首页于是被黑客攻陷

毕节,贵州——3月29日上午,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八步镇中心小学发生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约70名学生当天食用早餐后出现呕吐、肚痛等中毒症状,而学生们食用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营养餐"。

当地官员介绍,这项从本周一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主要是牛奶和面包。而据《东方早报》从当地发回的报道,八步镇纪委书记王子铭表示事发前一天即有学生出现同样的不良反应,但没有引起重视。

织金县教育局张局长对记者表示,他们29日早上10时左右接到有大批学生身体不适的情况,学生的不适反应主要为头晕、想吐。出现症状的学生约有七八十名,并都被送进了医院。但是对于中毒人数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媒体称是70多名,而中新网等媒体昨晚登出了86人中毒的数字。

这位局长还表示,除了八步中心小学,八步另外16个村领了营养餐的小学中,有8个村级小学也存在学生食物中毒情况,另外8个村级小学在接到通知后停止了给学生发放营养餐。

而毕节市当地媒体报道表示,营养餐的配送是由在竞标中中标的山花牛奶集团,该集团的织金总代理负责八步辖区1所中心学校和17所农村小学4782名学生每天3元钱的配餐供应。而王子铭表示,出事的营养餐和前三天发放的属于同一批。学生们的剩余早餐已被有关部门封村送检。

据中国企业报深度的记者闵云霄在微博上表示,八步镇中心小学生们食用的是蒙牛酸酸乳、"金丝汉堡"面包。蒙牛乳品的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事件,到致癌的黄曲霉素超标再到不断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但是蒙牛却依然未受负面新闻影响。去年4月22日,陕西榆林就发生了至少251名学生喝蒙牛纯牛奶中毒的事件。据蒙牛光明伊利三大乳企公布的财报显示,仅去年的广告费就多达70亿元,蒙牛还表示今年将加大广告投入。

截至3月30日凌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称,7名学生继续留院观察。其他学生均已出院。

3月30日下午贵州毕节食品安全办表示,该事件属个别学生胃肠道功能紊乱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事件。仍有7名学生在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政府今年表示将推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680个试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生每天提供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在网络上搜索后可以发现,新疆、河南、山西等等众多省份都已开始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但是由财政拨款的免费营养餐,从食物中毒到未达3元标准,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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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9日星期一

网传贵州公务员维稳被群众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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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

夏明:王立军案引爆中共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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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四川、再到重庆,正在上演一场充满刀光剑影的政治大戏。无论对身临其境的中国民众来说,还是对隔岸观火的海外评论人而言,由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引爆的权力争斗显得非常戏剧化,扑朔迷离、雌雄难辨。

问题的复杂化由下面几个因素纠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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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该事件发生在新年后、18大权力交接班之前,尤其是在习近平2月14号访美前一周。

地点:身为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曾经叱咤风云,是个热可炙手的人物。但与老板薄熙来生出矛盾,导致他政坛失宠。一个有"打黑英雄"之称的蒙古汉子被削权分派主管文教卫生,令人难堪,但顶多也只是一个地方人事变动。而王立军急投美国设在成都的总领馆,重庆警方几十辆警车(还有装甲车) 跨省追捕到四川境内,然后包围总领馆。一下子造出了惊动北京、卷入美国,中央不得不插手的惊天事件。从重庆到成都、再到北京,从重庆到北京、再到华盛顿,两个三合会搅到一起,地方人事变动变成全国权力争斗和国际事件。

人物:王立军背后是薄熙来,薄熙来剑拔弩张直指温家宝、习近平和汪洋。而如果薄熙来能对习近平的接班搅局,最直接受到威胁的恐怕又是李克强。如果中共允许薄熙来用非常规的方式变更18大的安排,那中共官场派系、代际维持的政治平衡将一去不复返。胡锦涛和江泽民及所有政治老人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较大的可能是凶多吉少。

评论:对于王立军事件以及它牵扯到的更大的18大交接班和习近平的地位巩固与否,海内外政治评论员都有许多误判、误读,把北京和重庆的政治游戏搞得更是云遮雾罩。

在17大以后,我们已经听到或看到以下一些列误判:

"中共权力的交接已经完全制度化,实现了党内的一项重要民主。" 薄熙来的出奇制胜的打算和下面必将出现的人头落地和深陷囹圄,证明党内权力的交接班仍然是充满血雨腥风的非制度化过程。

"胡锦涛领导的团派是中国权力场的最有实力的派系。李克强和汪洋都是团派的人物。" 该判断低估了习近平的派系人脉资源,夸大了习与李、汪的分歧,因而没法预估他们联手制薄的政治变化。

"胡温借刀杀人,想用整肃王立军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把薄熙来从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上拿下来。" 这里的误判在于没有看到胡锦涛一直在利用薄熙来的"新左"对抗党内的政治改革"救党派",也没有看清,现在的王立军事件和中央直接插手已经不是仅仅对薄熙来敲山震虎了,而是最后摊牌。

"王立军事件会负面影响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增加了十八大交接班的变数,十八大布局乱套。" 这恐怕是最离谱的判断。

下面将论述一个核心观点:王立军事件将保证习近平访美没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过多干扰,为他的访美取得成功扫除障碍,从而保证习近平能借访美行程来树立自己的外交形象和国际威望,以便在十八大全面顺利接班。

各派政治脸谱

要认清北京的权力争斗,我们必须搞清各派的政治脸谱。当然我们难以用京剧的生、旦、净、丑来把各路人物脸谱化,但基本可以说,胡锦涛是站在"中左"的位置,他的更左面站有"新左"、"毛左"的薄熙来;他的右边站着"中右"的"政改派"。十七大以后,胡锦涛不得不接受习近平抢在李克强前面的接班安排,但为了不让自己"跛鸭主席"的权力急剧缩水、接班人习近平立即做大,胡锦涛乐于给薄熙来一定的空间,从左翼牵扯习近平,同时强化自己的中左地位。

薄熙来不仅仅满足于被利用,他要在胡锦涛给出的空间下,利用毛泽东的政治资源,把左的旗帜举得更高,利用民粹主义,增加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砝码。应该说,薄熙来在一段时间里已经达到目的。但他不按常规出牌得分的做法,更加刺激了他政治枭雄的本性。后来他给人的印象是志在夺得政法委书记的职务。"新左派"也有人在"乌有之乡"等网刊上造势,想把他推上总理、甚至总书记的位置。薄的存在和野心直接挑战了习近平,同时危急了李克强。

作为等待接班的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他如果锋芒毕露,势必招致胡锦涛的恶意和他人的嫉妒;但如果四平八稳,又会给人给人留下平庸无能的印象,遭人轻视。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习近平在17大上的"黑马效应"是他长期经营的结果。只有他才占据和积累了中共权力网络体系里最强的"中心性"。

他出生于国家领导人家庭(可以归为"太子党"),毕业于清华大学(可以划归"清华帮"),早年在军委给秘书长耿飚担任三年的秘书,并有将军级别军旅歌唱家彭丽媛为妻(可以想见他和军队的紧密关系),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书记(和沿海省份,尤其是"上海帮"又有缘份)。据说,他在福州的提升直接与团派的胡耀邦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也分不开。他的父亲习仲勋早年在广东与任仲夷一道倡导改革开放、建立特区,以后又为胡耀邦和赵紫阳仗义执言,所以习家在胡、赵旧部(包括温家宝)那里都有好的口碑。

可以说,从权力网络资源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最好地整合了中共派系政治板块,他的权力指数是最高的。不仅如此,在中共内部,他提出了要把"浙江经验"(也就是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上升到决策层面,并在上海任期内推动学习"浙江模式"。可以说,习近平又是最能代表中国未来走向的新一代领导人。

习近平想把中国带入的政治、经济走向显然不同于薄熙来。这也是薄的"新左派"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的原因。他们误读了中国的大的社会走向,想走回头路,结果把自己逼上绝路。王立军的毁灭只是薄熙来倒下的前奏。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胡、温在后面支持、或至少默许,这样大的举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变脸和真人不露相

薄熙来遭遇到了胡、温和习、李(克强)、汪(洋)的联手反击。温家宝的政改呼喊和他与汪洋近来的改革言论,让人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让外界最琢磨不透的是胡锦涛。可以想象,随着胡即将完成任期、交出权力,薄熙来的价值也就变成了负数。面对共同对手,习、李精诚团结恐怕是促使胡锦涛最终放弃薄熙来的主要原因。而为了保证习近平下周访美成功,也许现在就放火烧洞、熏出王立军,是时机上的最佳选择。

与某些评论家的看法恰恰相反,习近平访美不能平淡无奇、毫无建树。访美成功是他建立大国领袖形象、从而顺利接班的最后一道功课。习近平的访美重要性可以和1979邓小平年访美会晤卡特和1985年戈尔巴乔夫会见里根相提并论。他们的共同目的是要解除美国的疑虑、建立大国和领袖之间的信任,从而开启两国关系新纪元。

可以想象,以薄熙来为旗手的"新左派"所作所为,要么让习近平过多顾虑这些压力,表现得僵化和保守;要么,他的务实和灵活在美国赢得好感后,回到国内会面临"汉奸"和"卖国贼"的指控。这两项选择都可能葬送习近平在18大上的全面顺利接班,尤其是军委主席的交接。所以,习近平在访美之前,务必让薄熙来和"新左派"销声。"造访"成都美领馆,会让习近平访美期间费些口舌解释。但一个"唱红打黑"的"新左"骨干最后把自己诅咒痛骂过的"美帝"作为避难所,将会导致薄熙来和他的追随者在政治上全面崩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政治的最大悲剧在于改革派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最大输家。几乎面临同样的十字路口,这几天中共党内改革派可能已经摆脱了这种被动局面。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天有眼,他也许会说:现今中国政治大戏的幕后推手既有狮子的胆量,又有狐狸的狡猾:前者为政,后者御敌。

注: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不代表BBC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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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 Qiang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2.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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